政府和企业的关系，原本应该是很和谐的关系，但大多数时候却好像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关系。
最近中美都有类似的例子。中国的例子是赛龙事件。这件事当是双方赛龙公司以及共青城政府有不同的说法，但仍然避不开企业和地方政府之间出了问题。
美国的例子有两个。一个是 Facebook、Twitter 和谷歌的广告影响了最近一次总统选举，可以说是企业对国家政权产生了影响，而现在这些企业可能面临政府更加严格的监管。另一个是亚马逊要建第二总部，美国各大城市都想得到亚马逊的垂青，纷纷出招希望亚马逊入驻。但阿肯色州不为所动，那是沃尔玛总部所在地。
根据吴晓波的《激荡三十年》记载，在改革开放初期，有很多农民企业家在做大公司的过程中因为无法处理好和政府的关系，导致公司最终陷入困境走向失败。
现在联想的柳传志之所以备受敬仰，其中一部分原因也是在联想初期，他很好的处理了联想和中科院计算研究所的关系——这并不是企业和地方政府的关系，但其中的矛盾非常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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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和地方政府的关系核心是一个“钱”字。地方政府希望从企业获利，最直接的是通过参股还是税收的方式。但大多数时候，政府更更重要的是希望企业带动当地的经济。政府也是代表人民，经济发展了，人们生活水平提高，可以避免各种问题，而且政府税收也必然会增加。
这时候政府最需要避免的是杀鸡取卵，也就是太看重短期收入而把一家效益非常好的公司搞死。但怎么样尽可能获取经济效益，而又保证企业的健康发展，就需要政府官员和企业负责人用非常艺术的手法来处理他们之间的关系了。
当然也不能排除政绩因素。“双创”最火的时候，各地政府都开始办联合办公空间之类的项目，希望吸引企业入驻。通常政府给出的标配是免费办公空间以及一定程度的税收优惠，还会给部分企业补贴。
这个时候政府算的就不是经济账了，至少短期不是。大多数创业公司没什么收入，也解决不了多少就业，对当地经济的带动也比较有限。政府有可能是亏钱的。
但如果能吸引到大公司或者非常有潜力的公司，这样的公司就有可能做到上面这几点。这时候，地方政府就又能获得不错的经济效益，同时也可以有拿得出手的政绩。这也是亚马逊第二总部为什么那么受欢迎的原因。如果腾讯或者阿里巴巴要建第二总部，中国一批二线城市也会沸腾起来。
地方政府也会和外来企业发生关系，这时候往往结局不会太好看。外来企业不会给当地政府带来太多好处，反倒可能影响当地经济，所以政府通常不太欢迎。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 Uber 总是在各地被封，因为他们不会给当地政府贡献收入，反倒可能搅乱了当地的出租车市场。地方政府适当的保护一下当地公司，也无可厚非。
怎么样算是“适当”就很难说了。国家层面政府保护当地企业的最主要手段就是通过税收，对进口产品收特别高的税。可惜这一点不怎么适用于互联网时代，因为很多互联网产品并没有实体，不需要经过海关。
但这并不说政府无法控制外来的互联网企业。欧洲就对谷歌开出了高额的罚单，因为谷歌影响了当地公司的发展。这也是从经济角度算账。
中国政府则是发明了“防火墙”，把一批海外互联网公司挡在了外面。但这主要是意识形态的原因，而不是经济账。
10月30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见了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海外委员和中方企业家委员，这些人里包括 Facebook CEO 扎克伯格、苹果公司 CEO 蒂姆·库克、微软 CEO 萨提亚·纳德拉以及中国BAT三家公司的老板李彦宏、马云和马化腾。这些人在商业世界里都是金字塔最顶端的人，但是把他们放到中国国家领导人一起，还是有一种渺小的感觉。
说到底，国家仍然掌握着本国任何企业的命运，都可以对企业有决定性的影响。但影响力如中国，那么一个国家对其他国家的企业也可以产生巨大的影响。
反过来说，一家企业如果足够有影响力，也可以对国家产生巨大的影响。从经济上来说，阿里巴巴集团对中国经济就有一定影响：公司本身就很大，而且还带动了大量的周边产业，比如有电商以后企业的经营方式以及快递行业等等。
这样说来，腾讯和百度对国家在经济上的影响力就要小一些。但这两家公司对“意识形态”的影响很大，也就是说对信息和传播的影响非常大，所以同样可以对国家产生很大的影响。这种影响，甚至比单纯的经济影响更加敏感。
所以腾讯和百度应该是受到国家监管最紧密的两家公司。这种监管，就是企业对政府影响的体现，也是政府对企业影响力的回应。
中国对企业的监管非常严格，但监管并不是中国独有。Facebook、Twitter 和谷歌对美国大选产生了影响，现在他们也成为了美国政府重点的监管对象。因为政治体制不同，美国政府对他们不会像中国政府对BAT那样。
美国企业和政府之间应该算是“危险关系”，但中国，这个词可能用“生死”更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