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 November 2017

双十一之后，这几天连续收到快递。

所有的东西都是我老婆买的，我基本全程没有参与，也不关心。这就是我的消费升级：不再关心物质的东西。

消费升级的本质，其实并不是买更好的东西，而是用更好的东西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好。从生活的更好，到活得奢侈，应该不属于消费升级的范畴。而我，已经比较满意当前的物质生活。

当然，这里有很大一部分是我在自嘲。因为还是会想要很多东西，只是买不起。但我真的很少因为买不起而焦虑了。

消费升级和中产阶级焦虑这两个词几乎是同时出现的，而且出现的频率几乎一致。这个现象很有意思，一方面人们越来越有钱，可以享受更好的生活，但另一方面人们却越来越觉得自己过的不够好，对现状不满。

这两点都很好的被互联网公司利用了。

对消费升级这个机会把握的最好的，是各种泛电商类网站，毕竟消费升级最核心的一点就是有钱买买买了，有的买实物，比如上京东上淘宝，上什么值得买；有的买体验，比如上携程上穷游。对中产阶级焦虑把握的最好的，是知识付费类的产品，也包括知乎。

另外，各种打“情怀”牌的产品，多少也沾了一点解决中产阶级焦虑的边，好像在对中产人群说“别担心，你的焦虑我懂”，就差一句“干了这碗鸡汤”了。

2007年1月，漠河北极村的一位渔民在河里捕了雨回家，他的生活也很辛苦，但焦虑？

而把消费升级和中产阶级焦虑结合的最好的，则是各类互联网金融企业，比如趣店、拍拍贷、分期乐等等。

也许你会说，使用这些互联网金融贷款的人群是以屌丝为主，这些人并不是中产阶级。但中产阶级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而且真正使用互联网贷款的年轻人，并不是穷到吃不起下一顿饭的真屌丝，而是有一部分收入，但有更高消费需求的人——在贷款之前，他们都是觉得自己有能力还上的，也就是说，他们认为自己具有或者应该具有那样的消费能力。

过去服务到这些人的互联网公司不多，最典型的可能就是腾讯的游戏。但现在这个市场被开发出来之后，很多公司可以做得更大，而且还可以出现很多新的商业模式。进军三四线城市其实就是收割三四线城市的中产阶级。

之所以用“收割”这个有点负面含义的词，是因为这个词最合适。人们有焦虑了，互联网公司提供缓解焦虑的方法，让人们掏钱。这就是收割。而且那些所谓的缓解焦虑的方法，也都是治标不治本。

真的，上网那么多年，我还没见过几款可以真正让人缓解焦虑的产品。大部分产品都是让你一时觉得满足充实，然后又陷入更深的焦虑。

游戏玩家越花钱就会花的越多，刷朋友也会越刷越上瘾，但在短暂的清醒时分，又会懊悔自己浪费了那么多时间。

要解决中产阶级的焦虑，最好的办法大概有两个。一是消费大跃进，从小康迈进富足；二是消费降级，让自己比上不足但比下有余而且多跟不如自己的人比。这也是我现在惯用的自我满足手法。你跟我比有钱，我跟你比工作压力，比陪伴家人的时间，比居住环境，总有我比你过的舒服的地方。

不过我只是接近中年，还远算不上中产，也许是这个原因我可以比较进退自如。真的人到中产，估计也就身不由己了。

很多中产焦虑源于下一代，源于教育。这我倒是一样。比如我是在一个幼儿艺术培训中心写的这篇文章，我女儿在里面学画画。（所以这篇写的比较随意，有凑数的嫌疑。）

和很多人一样，我也没有期望她未来成为画家，但多接触一些，视野广一点，总是好的。当然，这也要是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为了看世界而辞掉工作、卖掉房子的事情，我还做不出来。

在写下这个标题后，我先搜索了自己的邮箱。

最早一封含有“俞永福”关键字的邮件是2009年9月，八年多前了。也许那是我第一次知道俞永福这个名字。

在过去8年里，大概听过他两三次大会演讲，参加过他主导的四五次发布会，有过四五次的群访，还有两次专访，以及一次他和别人吃饭闲聊的录音。哦，我还和他在同一栋楼里工作过。当时UC在海淀的维亚大厦，我在UC楼上几层的乐元素。另外，我曾在一家他担任董事的公司工作。

以上就是我和俞永福的所有交集了。我对他并不熟悉。只是因为今天看到他可能要离开阿里巴巴去创业，想着凑个热点，写下了这篇文章的标题。

2012年5月的一个傍晚，维亚大厦朝西的窗口看出去的风景，俞永福在这里的办公室有朝西面的落地窗

他喜欢别人叫他“永福”，这的确能拉近距离，显得有亲和力。以至于看到“俞永福”这个全名，我都会觉得过于正式了。我好像没怎么当面叫过他永福，毕竟差了好几个代沟。

我对俞永福的整体印象是非常好的，他为人非常谦和，接受采访的时候也非常配合，说话又很有条理，让记者写稿子的时候会觉得很轻松。但这些可能也是他的缺点——他太好了，好的有点不真实。

拿两次专访来说，不得不说俞永福是一个非常好的采访对象。在采访的时候他会让我感觉非常好，因为他给我一种非常愿意回答问题，非常坦诚的感觉。不管是询问类的问题，还是质问类的问题，俞永福都能给出很有逻辑很有说服力的回答，而且这些回答并不是我预料之中的。

当我回来整理采访录音，准备写稿的时候，对着他的回答却无从下笔。有种“明白了所有道理，但仍然过不好这一生”的感觉，因为文章需要的是故事，是情节，是冲突，而俞永福给出的大部分是分析，是结论。

但他也不是完全不会讲故事，他也知道记者采访是喜欢听故事的，毕竟故事更加生动。

最后一次专访俞永福，是关于UC的国际化。当时UC在印度市场做的不错，我在做中国互联网公司出海的稿子，他们也非常愿意配合。在采访的时候，俞永福讲了一个故事来说明印度这个国家的状况，他用的例子是电梯出了故障，安全走出电梯后，一个人当地人张开双臂对他说“Welcome to India”。

故事还算不错，但是，这个故事我已经在其他媒体的报道上读到过了。他把同样的故事又讲了一遍。

在接受不同媒体采访的时候说同样的故事并没有什么问题，真正的问题是，他愿意主动分享的故事往往只是花边，真正关键的故事他并不会跟你说。比如：当年是如何说服雷军投资的，见了几次面，分别说了什么；后来雷军又是为什么淡出了UC这家公司，这中间发生了什么。

听其他UC员工说，当年雷军在UC是有办公室的，经常可以看到他。而后来，传闻是雷军和他闹翻了，雷军几乎清空了自己在UC的股份，UC仅仅成了雷军众多成功的投资案例之一。

当然这关键是我采访能力不足。但不可否认的是，他非常擅于回答“带刺”的问题，而且总是一脸笑意，让你着急不起来，也会完全没有脾气。我有时候会想，俞永福真正生气的时候，威严的时候，批评下属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

俞永福这种应对采访的方法，可以用圆滑来形容。但圆滑通常是个贬义词，所以我觉得俞永福应该是30%的圆滑，70%的风度吧。

如果再总结一下的话，通过采访和俞永福接触，我非常佩服他的逻辑能力、分析能力和总结能力，但看不出他的执行力。加上他对媒体非常好，有时候会怀疑他到底是不是只是一个“对外CEO”？不过UC两位联合创始人请他当CEO，能力肯定是摆在那里的。

第一次采访俞永福的工作日历

再说说那次吃饭的录音吧。那也只是一次便饭，人不多，俞永福是主角。席间有人录了音，给我听了一遍。

录音本身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席间聊天也很家常，没什么机密信息。但这份录音给我最大的感觉就是，俞永福比采访的时候更加放松。主要是他说话的节奏以及方式，最明显的就是没有那么多“一二三点”之类的总结。

但即便很放松，俞永福仍然保持着很好的风度。不像有些人台前光鲜亮丽，到了后台就原形毕露。

我不禁想到李开复。听说他的正式和不正式，就一条领带的差别。正式场合就系领带，休闲的时候就不系，其他都不变。有意思的是，那份录音了也有俞永福谈李开复创新工场的部分，他说了一些自己的观点和分析，指出了一些创新工场的可能存在问题，但并没有任何“黑”的成分。

以上基本是我对俞永福的全部印象了。他掌管高德地图的时候我曾说过，俞永福是一个斗士：曾经在UC的时候和腾讯的QQ浏览器掐，现在带着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掐。虽然他看起来胖胖的人畜无害，但也是经历过各种险恶斗争的人，可以说绝对不缺“狼性”。

在阿里巴巴，他上升的很快，甚至传出“太子”说。这里面肯定有阿里政治斗争的因素，对俞永福来说，这很被动。

后来阿里巴巴CEO张勇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有他坐镇北京，我就轻松一点”。这算是一方面体现了自己才是阿里巴巴的CEO，俞永福只是帮他分担；另外对俞永福来说，这也帮他打消了媒体上一部分“太子”说的猜疑。

一开始看到他要离开阿里创业，我是不太相信的。但看了报道，又看了他的回应，我就不确定了。

媒体给出的离职原因很大一部分是俞永福接手阿里大文娱之后没有拿得出手的成绩，但这肯定不足以导致他要从阿里巴巴离开。但到底他为什么要走，为什么要选择创业，我也无从去猜。

按现在的报道看，俞永福的离职计划很早就已经开始了。

几个月前，我还有机会加入他的团队。也许当时答应下来，我可以写一篇更好的“我眼中的俞永福”。但也许，我就没有那个自由来写这样的文章了。

腾讯的阅文集团上市了、腾讯的市值再次超过阿里巴巴、和腾讯关系密切的搜狗上市了，这是最近接连发生的三件事。这些大事件都和腾讯有关，更可怕的是，阿里巴巴成了衬托腾讯强大的对象。

但随着双十一的临近，阿里巴巴才应该是人们关注的焦点才对。

也许你会说，关注阅文和搜狗上市的人，和关注双十一的人不一样。这我也承认。更何况双十一还没到呢，热度还没有完全被释放出来。但双十一，还属于阿里巴巴吗？

双十一从2009年开始，到今年已经是第九年了。其中最大的变化就是，它从一个天猫的促销手段，变成了全民的购物狂欢。

一开始双十一只有天猫在玩，其他电商平台甚至还很抵制，不想给这个节日增加热闹，因为增加的热闹都会被添到天猫身上。但慢慢的，其他电商平台也都开始凑热闹了，而且不仅凑热闹，参与感还越来越高了。而天猫虽然仍是这场大秀的主角，但并非所有光环都在它身上了。

几乎所有电商应用都在凑双十一的热闹

就这么短短的八、九年，人们在想到双十一的时候，第一印象已经从天猫转变为了购物节。这对天猫来说不知道算不算好消息。

从好的方面来说，它引领了一个全民的节日，足以显示它的强大，而且它仍然是主角；但不好的一点是，天猫费劲推广的节日，现在所有电商都沾了光。也可以用另一个比方来说，就是自己吃一个小蛋糕好，还是一起把蛋糕做大自己吃其中一块好？

在公关辞令上，所有公司都会说希望把蛋糕做大。但几乎所有公司都喜欢垄断，即便是垄断一个较小的市场。至少 Peter Thiel 是这样认为的。

像天猫这样把一个促销搞成全民购物节的事情，历史上也出现过类似的。比如米其林餐厅指南。米其林是轮胎公司，它希望人们多出行，就发行餐厅指南鼓励人去各处品尝美食。相比天猫搞促销，米其林的做法不那么直接，而且受益的公司更多：其他轮胎公司、汽油公司、餐厅也都受益。

不知道当时出米其林餐厅指南的时候，米其林公司是否垄断着轮胎行业。但现在来说，米其林餐厅指南对这家公司的轮胎业务应该是没有什么帮助了。

从出发点来说，米其林比天猫要更高一些。它希望的是打造一种文化，然后自己从中受益；而天猫则更直接，就是想在自己平台做促销。我想，在2009年的时候，天猫也没想过双十一会成为一个全民的节日。双十一演变成今天这样，多少有天猫无心插柳的成分。

“无心插柳”对天猫来说最不利的就是，双十一已经不受它的控制了。原来是天猫想搞双十一，不想办了就不办。但现在全民的期待以及其他电商的参与，双十一就成了天猫不得不参与的活动。而且它从过去的主导者，成为了竞争的参与者。

在那么多电商都参与的时候，如何维持住主角的地位，天猫应该很吃力。更何况人们对天猫仍然有着极高的期待：消费者期待能有最低价、最快速的物流；媒体、投资人期待交易额比往年有大幅提高。但上百亿近千亿的交易额，再要有大幅提高谈何容易。

相比最近腾讯的各种好消息，双十一的“失控”才是阿里巴巴当前面临的最紧急最直接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从战术层面几乎无解。好在，双十一只是一次事件，对阿里巴巴的大战略不会有很大的影响。

现在距离双十一正式开始还有几个小时，不知道阿里会交出怎样的成绩，这份成绩对阿里的股价会有怎样的影响。以阿里现在的体量，双十一对它影响越小其实越好，这也越能体现阿里巴巴的强大。

携程“好心”办了坏事。想解决员工上班的同时带孩子的问题，找了一家第三方机构来做员工子女的托管。结果出现了托管老师的虐童现象。

虽然主要责任是第三方机构以及施虐的个人，但携程也有监管不力的责任。再怎么说，是开在你自己公司里的托管机构，你总得管理好。记得以前在腾讯，晚上加班有夜宵点心，都是外面供应商买来的面包水果饮料。要是腾讯加班员工吃坏了，食品生产商、供应商和腾讯都是难逃干系的。

作为一个三岁女孩的父亲，我非常理解携程家长的愤怒。现在大多数人都是讲道理的，如果你看不好孩子，但是尽力了，家长会不满意、会转园，但不会愤怒。携程的例子是那些人就没有好好带孩子，甚至还在孩子身上撒气。

我只看了部分报道和视频片段，不知道那个托管老师有没有被家长打。从个人情绪出发，我觉得狠狠打一顿，喂她一碗芥末，24小时不准她上厕所只能拉身上，是最解气的。

（我看到一位托管老师下跪的视频，看着她又哭又磕头的样子，我心里在想，这种人的尊严值几个钱？这种人的承诺值得信任吗？她是不是那种可以随意下跪，然后转身随手就打孩子的人？）

发泄可以让自己的情绪得到释放，但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方法。孩子受的伤害已经无法挽回，最应该做的是避免其他孩子再次受到同样的伤害。打了她，也许她以后不会再这样做了，也许能对其他托管老师起到警示作用，但对于很多不知道这件事的人来说，没有任何影响，她们还有可能虐待小朋友。而且时间一久，除了当事人，其他人也就忘了。

最好的方法仍然是从制度上去避免这样的现象。比如加强监管加强教育，提高准入门槛等等，让这个行业更加规范。这样才能最有效的避免再次发生类似的事情。

提升行业规范不是携程的责任。我就不多说了。但是要避免类似的现象，携程除了加强必要的监督，最直接的做法其实是取消员工子女的托管。

很多人会觉得公司提供婴幼儿的托管是一项很人性化的服务，可以让员工更好的兼顾工作和家庭。我比较有印象的就是京东在推出类似服务的时候大力宣传了一波，我在参观阿里巴巴西溪园区的时候也看到有亲子接待区（但不确定是否有托管服务）。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无非是公司榨取员工价值的另一种体现。所以文章开头的“好心”我打了引号。提供托管服务无非是让员工更加安心的工作，更安心的加班，甚至更不好意思延长产假——最终目的都是希望员工为公司创造更大的价值。这和提供零食、免费午餐、免费加班餐几乎都是同一个道理。

这并没有什么不好的，而且也值得鼓励。公司和员工本来就是等价交换，公司为员工提供薪水、福利、晋升和学习成长的机会，员工为公司创造价值。往往公司提供的福利越好，员工也越愿意为公司卖命。

美国互联网公司大部分都以高福利著称，好像没有免费午餐、各种零食饮料都不好意思出来招人。

Twitter 公司餐厅（当然是免费吃的）工作人员，这些人应该也是供应商而不是 Twitter 员工。某种程度上，他们也是互联网的边缘人。

但也不乏极端情况，福利极端的好或者极端的差。以产假为例，福利最好的是 Netflix，员工可以休一年的产假或者陪产假，带薪。但我想这应该不是全员都可以享受，就算可以，也不是谁都敢去享受的。

天平的另一端是亚马逊，极端吝啬。《纽约时报》曾经写过亚马逊的员工压力和福利，员工休病假都战战兢兢。当然也不是对每个人都这样。但对于免费食品，贝索斯有一个回应我觉得很好，他说员工来公司不是为了吃免费的东西，而是为了挣钱、学习和提升。如果公司给出足够有竞争力的薪水和成长空间，有没有免费零食并不重要。所以亚马逊是没有免费午餐的。

说回到携程这次事件。携程为什么不也为员工提供长达1年的带薪产假和陪产假呢？从福利上来说，这比为员工提供子女托管服务要好的多。你可能又会说，那一年以后呢？携程同样可以为员工提供足够高的薪水，让他们可以请得起高质量的月嫂。（你要说月嫂也出现过虐童的问题，那就是抬杠了。）

把 Netflix 和亚马逊结合，应该就是最完美的状况。提供足够好的福利和足够高的薪水，让员工没有后顾之忧，增加员工对公司的认同感，更加努力的工作。

可惜完美的状况是不存在的。员工不可能心无旁骛的工作，解决了带孩子的问题，还有房子的问题、父母的养老和健康问题、找男女朋友的问题等等。公司能做的，就是尽量提升福利，提升薪水，让尽可能多的人能心无旁骛工作。

其实互联网企业已经做的很不错了，行业发展快，所以提升的机会是非常多的。同时这又是个知识密集型产业，非常需要人才，所以开出的薪水相比其他行业也会非常有竞争力。我相信携程在提供这种福利的同时，给员工开出的工资也不会很低。

但也不是说福利和工资这两点都做的很好了，员工就愿意死心塌地的工作。看看公务员福利多好，工资也不低，但有几个真的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呢？呵呵，扯远了。

我以前勉强算一个刚够上及格线的记者，但现在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一个“自媒体人”，甚至不知道自己想不想成为一个自媒体人。

（今天和前同事聊天，决定开一个UC大鱼号。尽管还没有正式开，但我感觉自己写东西已经受影响了，比如提到今日头条的时候就会刻意提一下UC头条。这种感觉很不好。但如果能有不错的收入的话。。。谁知道呢。）

—— 以上本来是写在结尾的话，复制到开头

旧金山的科伊特塔​（Coit Tower），左上方是一盏路灯，右上方有一轮朦胧的残月

自媒体这个词好像没有一个非常贴切的英文翻译，但是自媒体这个概念在国外也是存在的。没有恰当的翻译，部分原因就是国外没有哪个自媒体做得像中国的自媒体那么好。

但这并不是一件值得我们骄傲的事情（至少科技媒体这个领域）。

中国自媒体为什么那么多，而且有那么多做的很不错。我觉得所有自媒体人都应该感谢微信公众平台、今日头条等新闻客户端和微博。这三类平台，是自媒体最为依赖的内容发布平台和传播平台。

我不清楚自媒体的准确定义，但如果如果你的内容都发布在别人的平台上、并且还依赖该平台进行传播，我想你很难说自己的内容是公正客观的。更何况，很多自媒体人选择一个平台，近乎于选择干爹——因为通常只有平台对其内容进行推荐，这些自媒体才能有活路。因为这些自媒体的收入大部分来自为厂商发布软文，而厂商付费都是按阅读量来的，所以自媒体可以说极度依赖于平台。

但是媒体最基本的要求应该是独立性。如果你依赖今日头条，你势必不会在这个平台上说今日头条的坏话。

别以为影响就到此为止了。你还不能说今日头条竞争对手的好话。今日头条的对手可多了，一点资讯都不算什么，主要是百度、新浪微博以及UC头条和其背后的阿里。这一下子，你的限制就多了。一个科技媒体，如果在这几家公司的新闻上都无法做到客观，其内容上价值至少打一半折扣。

除了内容上，对于这个自媒体个人的影响更为深远。虽然这个自媒体不需要时刻担心触及红线，但脑子仍然会有这样一根弦。而且从内容上说，如果自媒体想赚钱，就会不自觉受平台的影响。思想都不能自由了，其他除了赚钱，还有什么意义。

我说今日头条只是打个比方。如果你以UC头条为核心的发布和传播平台，就会很大程度上受阿里巴巴的影响。也无法获得自由。

微信相对好一些，因为微信公众号主要是一个内容发布平台，内容传播完全依靠社交，而不是算法+人工。社交传播的话，自媒体要取悦的是受众，而不是平台。不过一旦微信涉足更多内容传播（比如增进公众号内容推荐），以微信为主要平台的自媒体也会遇到和上面提到的类似的问题。

在这里我又想说今日头条的坏话了（UC头条等其他新闻客户端也都类似）。今日头条能在中国做的那么大，其实是一件很羞耻的事情。

其实今日头条就是一个巨型的自媒体。大量自媒体为其贡献了内容，而因为自媒体其实被厂商和平台控制，所以今日头条可以利用这些内容再和厂商达成交易——你不用来投广告，你花钱，我们就能让自媒体写你好的文章多曝光，让自媒体批评你的文章少曝光。连很多自媒体都不知不觉成为了今日头条的枪手。“内容即广告”，这简直就是不能再完美的商业模式，但也是一个媒体最下流的商业模式。

说到媒体的商业模式，其实也就说到了自媒体问题的核心。媒体应该是采编分离的，编辑部负责内容；广告部负责收入。但即使这样，大部分媒体也很难做到独立，内容多少会受广告部门或者其他部门的影响。

这一点国内外都一样，所以贝索斯搜购《华尔街日报》之后很多记者离职，因为觉得失去了独立性。

采编分离尚且不能保证媒体独立，你自媒体更是何谈独立？你自己从内容平台或者厂商拿钱自己写文章，就得遵守潜规则吧。且不说拿钱了，我以前做媒体，就算跟对方公关吃了个饭，都会觉得面子上会倾向于对方。

在追求独立性这一点上，国外的媒体真是甩了中国媒体几万条街了。至少，人家大部分都有自己的发布平台，然后依赖搜索以及社交平台等进行传播。即便如此，国外媒体也总是在叫苦，认为谷歌、Facebook在内容传播上不公平。

美国真的就没什么自媒体。跟中国自媒体概念最接近的应该是独立博客。但独立博客一做大，也就成了正经的媒体，而不是“自媒体”。只有极个别的独立博客能在一个细分垂直领域能有一定影响力。而且，几乎没有一个独立博客的主要收入来源是厂商。一般都是有自己的本职工作，然后写个博客，最多放个广告赚点零钱。

不仅没有自媒体，美国也没有大的自媒体平台。内容平台自古有 Blogger，后来有 WordPress，但这些都不自带传播属性，更像是工具。Tumblr 自带传播，但也是社交传播。

现在美国最大的自媒体平台是 Medium，它的日子也不好过。最近也玩起了给作者发钱的方法，但给的钱真是少得可怜。

Medium 刚给我开放写文章权限的时候，我去填了个空，文章叫《重新开始写字》，这是当是的配图

曾经 Medium 也自己做过内容，请来了大名鼎鼎的 Steven Levy。但他后来离开了，也带走了自己在 Medium 做的媒体品牌 BackChannel，算是搞起了自媒体。不过没多久，就带着 BackChannel 加入了《Wired》。

很多人分析过 Medium 做不起来的原因，Ev Williams 自己也分析过。他可是先创立了 Blogger 又创立了 Twitter 的人，可以说既懂媒体平台又懂传播的人。

在我看来，Medium 做不起来再正常不过了。因为媒体本来就不是一个能赚大钱的行业呐。挣大钱的媒体，得是好莱坞那样的，而不是一个偏新闻媒体的平台。也许转型成靠用户付费的网络小说平台就有戏。

说到用户付费，不得不提的是 The Information 和国内的“知识付费”。

The Information 直接不从厂商拿广告费，而是靠用户付费。这就意味着他们只需要取悦读者，给读者提供有价值的内容就行，最大程度上保证了中立性。（虽然也有企业为员工付费订阅，但任何一家公司的付费比例都不会大到可以影响报道方向。）

国内是有很多人和平台在做知识付费，但在尝试用户付费才能看到内容的媒体并不多。36氪是其中之一，但不知道具体做的怎么样。微信打赏看来是不行的，也就只能挣个零花钱。

真的要别人花钱才能看内容，这就不是人人都能做自媒体的时代了。因为这就要求内容足够优秀，但大部分人是写不出那么优秀的内容的。说白了，中国现在有那么多自媒体，本来就是一个不正常的现象。为什么会有那么多自媒体呢？因为中国就没有几家好的媒体，大部分媒体人的职业道德也不怎么样，潜规则都成了理所当然的正常现象。

最本质的一句话，本来做记者就不应该能挣大钱的。一个能挣大钱的记者，要么特别优秀；要么就是一个不合格的记者。

我以前勉强算一个刚够上及格线的记者，但现在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一个“自媒体人”，甚至不知道自己想不想成为一个自媒体人。

（今天和前同事聊天，决定开一个UC大鱼号。尽管还没有正式开，但我感觉自己写东西已经受影响了，比如提到今日头条的时候就会刻意提一下UC头条。这种感觉很不好。但如果能有不错的收入的话。。。谁知道呢。）

360终于要借壳上市回归A股了。各大科技媒体都报道了这则新闻，但恐怕对很多读者来说，360已经是一个有点陌生的名字了。

尤其是年轻的读者，对360可能没有什么感性对认识。我说的感性认识是指用过360的产品，熟悉360的产品，对周鸿祎和360这家公司在中国互联网的地位有所了解。

提到周鸿祎和360，熟悉的人总会联想到一个词“流氓”。早期，周鸿祎的确用过很多非常规的手段来推广自己的产品。最早是搜索。他用各种方法给用户的浏览器安装插件，把自己的搜索引擎设为默认。后来360一开始的主要功能就是清理恶意插件，但却会用各种方法让用户无法卸载。最终演变成了“3Q大战”。但现在经历过这场闹剧的人，恐怕也都淡忘了。

“3Q大战”是360最具争议的一件事。这件事让腾讯做出了很大的改革，但360似乎并没有从这件事收获什么东西（除了短期的媒体曝光）。从这次事件到360上市，周鸿祎和360仍然是互联网的一个“刺头”，总能惹事。

因为做手机，周鸿祎惹过小米，但小米还是人们的焦点，现在智能手机市场却几乎没有360的位置；因为做搜索，周鸿祎惹过百度，但现在搜索仍然是百度最大，360的搜索也没有多少市场份额。

360位于大望路附近总部的一幢楼，当时（2012年8月）正在逐步搬迁到现在位于酒仙桥的总部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周鸿祎和360的声音一直在变弱。

起初他们把电脑管家搬到了手机上，做了手机管家。然后以此为基础，做了360应用商店。这也是360最后两款被消费者广泛使用的产品了。虽然现在手机管家和应用商店仍然是大部分手机的标配应用，但地位已经远不如前了。但360并没有新的产品来吸引消费者。

不过最近周鸿祎也表示，360在工具之外，希望通过内容来吸引用户，并且也在人工智能方面有很大的投入。在谁都在做内容、做人工智能的时候，这种话听起来也很难让人感到兴奋。

转折发生在2015年，也可能在2014年下半年就埋下了伏笔。这也是360开始做手机的时间。也许，周鸿祎迫不及待的要做手机，是因为发现了自己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已经开始落后。

但2014年开始做手机也已经晚了。这时候小米已经初具规模，魅族渐入佳境，老牌手机厂商也开始适应互联网的节奏和方式，走上了他们在智能手机领域的“逆袭”之路。

因为缺乏拿得出手的爆款产品，周鸿祎和360在2015年陷入沉寂。依靠手机管家和应用商店这两类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古董级应用维持着自己在消费者面前的存在感。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虽然在消费者层面 360在失去存在感，在它安生立命的安全领域，周鸿祎还是做的颇为不错。最重要的是，360成为了国家队的成员，得到了政府和国有大企业的认同。对于这一块，我并不熟悉，但可以感觉到虽然不再成为焦点，360仍然有着很强大的实力。很多人仍然在等待周鸿祎的再次爆发。

在消费者层面的不给力以及安全产品涉及到国家层面，360从美股退市也成了必然。更何况对于这样的公司，的确很难在美股市场充分体现自己的价值。

只不过大家没有等到周鸿祎的再次爆发，等来的是360正式借壳江南嘉捷上市。这也是一次大事件，正如本文开头所说，媒体也都争相报道。但是读者对360的关注度已经大不如前，而且这件新闻过去之后，也就过去了。360还是没有拿出一款产品，无法唤起消费者的再次认知。

也许，360不需要“再次介绍”自己，依靠之前打下的江山，也能过的不错。而且周鸿祎的核心或许已经是安全领域，主攻政府和企业市场，这时候普通消费者的认知已经不再重要。

让我感到有些遗憾的是，做政府企业安全的周鸿祎一定会比过去更加注重“安全谨慎”，在公众面前不再显得那么有性格。“红衣主教”这个词，恐怕渐渐也会随着时间淡去了吧。

这几天看到《华盛顿邮报》的一篇文章，写的是游戏角色的配音演员。这些人算是演艺界和科技界的“跨界”人才，但是其实更像是在两边的“边缘人”。

演艺界的边缘人我不是很熟悉，科技界其实有很多类似的边缘人。他们不是任何一个科技产品的核心（核心通常都是程序员），但缺了他们，用户的体验就会不一样。

用“造人”来打个比方的话，程序员让人有了脑子，但骨头、肌肉、五官和感觉等等，都需要其他人来帮助实现。这些人可能是产品经理、销售顾问、市场专员、人力资源等等，他们也是核心的一部分。但边缘人，充当的角色可能更像是一个人的指甲、睫毛、头发之类，重要程度没那么高，但如果少了这些，这个人也不完整。

游戏角色的配音演员是我之前根本没有想到的一个职业。根据《华盛顿邮报》的报道，这些配音演员也会去给电视剧、电影配音，因为光给游戏角色配音赚不到什么钱。

但除了游戏配音演员之外，还有很多我们很熟悉的互联网边缘人。比如快递员、外卖员、网约车司机、直播平台的监控人员等等，这些人的一大特点就是他们更多是付出体力劳动、可替代性强，而且收入较低。

去年年底的时候，凤凰科技的年终总结就采访了好几位互联网的边缘人，除了上面提到的，还有地图信息采集员、主播、家政阿姨等等。

其实媒体对这些人的报道也并不少，通常都是为了让读者看到互联网的另一面。但真正要提高这些人的生活水平，目前好像还没有更好的方法。

也许读者会同情这些边缘人，但每次快递涨价、滴滴提价的时候，网上又都是一片批评和抱怨的声音。就算要企业来承担更多成本，这也是不现实的，因为企业承担的成本最终也都会体现到消费者身上。

《华盛顿邮报》介绍说，配音演员如果想从游戏公司赚到更多的钱，最简单的方法是把游戏当成电影来做。很多演员从一部电影拿的钱并不是固定片酬，而是固定片酬加上授权费，这部分费用会随着电影上映、发行DVD、被视频网站搬上网等等环节而累加。这是电影行业的规则。

如果在游戏行业，配音演员按授权来收费，那么程序员也可以。这就完全颠覆了游戏行业的规则。

有意思的是，在中国很多互联网公司和为其服务的边缘人的关系，倒是更像好莱坞片厂跟演员：边缘人往往是拿分成。不同的是，互联网边缘人的收入直接和每次劳动挂钩，没有办法通过一次劳动带来多次收入。

但有一种还没有被广泛报道的边缘人可以接近做到一次劳动多次收入，那就是 Airbnb 这类短租平台的房主。只要把房间整理出来，挂到网上，接下来每次打扫、换洗给客人准备的用具成本就相对低很多。不像快递员，不送货就完全没有提成收入。

我最近一次住的 Airbnb 房间（用全景相机拍摄）

随着依靠互联网发展起来的共享经济模式进入到更多行业，社会上出现越来越多的互联网边缘人，因为越来越多的人可以参与到互联网的发展当中。

我想这应该是一件好事，因为这些边缘人虽然收入很低，但也许比起之前找不到工作还是要好一些。不过因为他们从事的多为体力劳动，很可能也是未来非常容易被科技产品所替代的——比如无人机送货就可能替代快递员和外卖员、自动驾驶汽车就可能替代网约车司机。现在电脑完全可以做出比现实更加逼真的画面，随着人工智能在语音合成上的进步，配音演员也会遭到淘汰。

科技创造了就业，同时也在冲击就业市场。最佳的应对策略，就是更加深度的参与其中（科技公司也应该为边缘人提供更多学习的机会），或者充分利用互联网，而不是做一个边缘人被互联网所“利用”。

政府和企业的关系，原本应该是很和谐的关系，但大多数时候却好像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关系。

最近中美都有类似的例子。中国的例子是赛龙事件。这件事当是双方赛龙公司以及共青城政府有不同的说法，但仍然避不开企业和地方政府之间出了问题。

美国的例子有两个。一个是 Facebook、Twitter 和谷歌的广告影响了最近一次总统选举，可以说是企业对国家政权产生了影响，而现在这些企业可能面临政府更加严格的监管。另一个是亚马逊要建第二总部，美国各大城市都想得到亚马逊的垂青，纷纷出招希望亚马逊入驻。但阿肯色州不为所动，那是沃尔玛总部所在地。

根据吴晓波的《激荡三十年》记载，在改革开放初期，有很多农民企业家在做大公司的过程中因为无法处理好和政府的关系，导致公司最终陷入困境走向失败。

现在联想的柳传志之所以备受敬仰，其中一部分原因也是在联想初期，他很好的处理了联想和中科院计算研究所的关系——这并不是企业和地方政府的关系，但其中的矛盾非常相似。

随时停车，注意安全（一辆工程车后面的提示）

企业和地方政府的关系核心是一个“钱”字。地方政府希望从企业获利，最直接的是通过参股还是税收的方式。但大多数时候，政府更更重要的是希望企业带动当地的经济。政府也是代表人民，经济发展了，人们生活水平提高，可以避免各种问题，而且政府税收也必然会增加。

这时候政府最需要避免的是杀鸡取卵，也就是太看重短期收入而把一家效益非常好的公司搞死。但怎么样尽可能获取经济效益，而又保证企业的健康发展，就需要政府官员和企业负责人用非常艺术的手法来处理他们之间的关系了。

当然也不能排除政绩因素。“双创”最火的时候，各地政府都开始办联合办公空间之类的项目，希望吸引企业入驻。通常政府给出的标配是免费办公空间以及一定程度的税收优惠，还会给部分企业补贴。

这个时候政府算的就不是经济账了，至少短期不是。大多数创业公司没什么收入，也解决不了多少就业，对当地经济的带动也比较有限。政府有可能是亏钱的。

但如果能吸引到大公司或者非常有潜力的公司，这样的公司就有可能做到上面这几点。这时候，地方政府就又能获得不错的经济效益，同时也可以有拿得出手的政绩。这也是亚马逊第二总部为什么那么受欢迎的原因。如果腾讯或者阿里巴巴要建第二总部，中国一批二线城市也会沸腾起来。

地方政府也会和外来企业发生关系，这时候往往结局不会太好看。外来企业不会给当地政府带来太多好处，反倒可能影响当地经济，所以政府通常不太欢迎。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 Uber 总是在各地被封，因为他们不会给当地政府贡献收入，反倒可能搅乱了当地的出租车市场。地方政府适当的保护一下当地公司，也无可厚非。

怎么样算是“适当”就很难说了。国家层面政府保护当地企业的最主要手段就是通过税收，对进口产品收特别高的税。可惜这一点不怎么适用于互联网时代，因为很多互联网产品并没有实体，不需要经过海关。

但这并不说政府无法控制外来的互联网企业。欧洲就对谷歌开出了高额的罚单，因为谷歌影响了当地公司的发展。这也是从经济角度算账。

中国政府则是发明了“防火墙”，把一批海外互联网公司挡在了外面。但这主要是意识形态的原因，而不是经济账。

10月30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见了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海外委员和中方企业家委员，这些人里包括 Facebook CEO 扎克伯格、苹果公司 CEO 蒂姆·库克、微软 CEO 萨提亚·纳德拉以及中国BAT三家公司的老板李彦宏、马云和马化腾。这些人在商业世界里都是金字塔最顶端的人，但是把他们放到中国国家领导人一起，还是有一种渺小的感觉。

说到底，国家仍然掌握着本国任何企业的命运，都可以对企业有决定性的影响。但影响力如中国，那么一个国家对其他国家的企业也可以产生巨大的影响。

反过来说，一家企业如果足够有影响力，也可以对国家产生巨大的影响。从经济上来说，阿里巴巴集团对中国经济就有一定影响：公司本身就很大，而且还带动了大量的周边产业，比如有电商以后企业的经营方式以及快递行业等等。

这样说来，腾讯和百度对国家在经济上的影响力就要小一些。但这两家公司对“意识形态”的影响很大，也就是说对信息和传播的影响非常大，所以同样可以对国家产生很大的影响。这种影响，甚至比单纯的经济影响更加敏感。

所以腾讯和百度应该是受到国家监管最紧密的两家公司。这种监管，就是企业对政府影响的体现，也是政府对企业影响力的回应。

中国对企业的监管非常严格，但监管并不是中国独有。Facebook、Twitter 和谷歌对美国大选产生了影响，现在他们也成为了美国政府重点的监管对象。因为政治体制不同，美国政府对他们不会像中国政府对BAT那样。

美国企业和政府之间应该算是“危险关系”，但中国，这个词可能用“生死”更合适。